由于克罗地亚社会( Social Democratic Party，SDP )在2020年欧洲议会选举中表现不佳，达沃·贝纳迪奇( Davor Bernardić) 辞去了党主席职务。本文将以欧洲为大背景，从经济与认同分裂两个方面分析导致克罗地亚社会民主停滞的原因，以及9月底和10月初举行的社会党内选举的结果。
在7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社会领导的 “重新开始联盟”（Restart coalition）只赢得了41个席位。在经历诸多始料未及的变化后，达沃·贝尔纳迪奇辞去了党主席职务。在担任克罗地亚最大的中左翼政党主席期间，贝尔纳迪奇经常因缺乏领导能力、不善言辞而受到批评。然而。正是在他的领导下，社会在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击败了克罗地亚民主联盟 (HDZ，简称克民党)，当时社会在欧洲议会中以18.71%的普选票获得了4个席位。克民党以22,72%的选票也赢得了4个席位，但被视为失败。在2019—2020年总统选举中，社会前领导人佐兰·米兰诺维奇 (Zoran Milanović) 成功赢得了时任总统科林达·格拉巴尔·基塔罗维奇(Kolinda Grabar-Kitarović)的信任，并成为克罗地亚第五任国家元首。民意调查预测克民党在欧洲议会选举和克罗地亚总统选举中都能轻松获胜，这不仅是因为克民党更值得信赖，还因为贝尔纳迪奇领导下的社会实力较弱。然而，这些积极结果究竟是社会内新近形成的同质化（homogeneity）的一部分，还是因选民在欧洲议会选举期间对克民党认知不足，或者米兰诺维奇在总统选举期间表现出的个人素质与能力而取得的短期胜利？事后看来，可以认为是后者，因为克罗地亚的社会民主体制多年来深陷认知、意识形态和结构性危机之中。
近年来，关于西方（occidental）和后社会主义欧洲（post-socialist Europe）社会民主衰落的研究颇多，而克罗地亚学者则进一步分析了这一衰落进程如何影响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克罗地亚中左翼政党(Croatian center-left parties)，特别是社会。我们必须先强调克罗地亚的背景，并比较其他中东欧国家和克罗地亚的社会民主的发展。丹妮拉•多列尼奇 (Danijela Dolenec) 在“2011—2015年期间的社会政府”一文中指出：20世纪90年代，随着政治舞台上的多元化不断演变，波兰和匈牙利的社会派形成了具有竞争力的政党制度；反观克罗地亚，其政党制度是一元化的（monolithic），如果反对派敢于驳斥执政党克民党的任何决定，都会被指责为背叛。因此，社会人参与政治活动被视为非法，因为他们与前政权有关。波兰和匈牙利的社会分别在1993年和1994年“第一次多党选举”后不久便上台执政，而克罗地亚的社会是在第一任总统、克民党主席弗朗乔·图德曼(Franjo Tuđman)去世后，才在2001年竞选中首次获胜。
以意识形态为背景，经济自由主义是 “唯一的选择”，尤其是在欧盟将单一市场作为为首要目标（以牺牲福利国家为代价）之后的几年里。苏联解体后，中欧和东欧的后社会主义国家被敦促在经济上迅速向资本主义转型，最终导致就业水平降低、不平等程度上升。然而，这种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包括克罗地亚在内的这些后社会主义国家都以加入欧盟和其他国际组织为目标。多列尼奇认为，对政治经济学的这种理解，是致使政治行为体（political actors）在竞选活动中对其他事项（例如身份认同）持反对意见的原因。由于向心力（centripetal forces）导致政党中的左翼和右翼行为体的经济思想趋同，现在各方都在利用认同差异来区分彼此。克罗地亚的情况更是如此，几乎每一次选举活动都会讨论某些政治行为体的 “家谱”（family tree）、少数民族权利……，而在2020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还讨论了妇女权利和堕胎权问题。
意识形态中的经济部分向市场自由主义靠拢，对社会的负面影响比克罗地亚其他任何政党都大。因为，许多人认为，社会已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其党名中的“社会”部分不复存在。观察政党成员及领导人的政治行为和言论来分析认同差异，可以发现向心力正在逐渐成为主导力量，正如社会在选举中经常借用克民党的言论。例如，由于担心被斥责为“人 ”或 “叛徒”，一些社会成员开始强调宗教、家庭价值观、国土战争和克罗地亚等，似乎这些都是他们（作为克罗地亚公民）之前不常见或被疏远的东西。当然，这样的论调过去和现在都更多地与克民党的选民有关。但是，社会(SDP)倡导爱国主义价值观不应仅被认为是该党计划的失灵。克罗地亚左倾选民似乎对人权、少数民族权利、公民教育、机会平等、社会正义、工人的尊严和公平工资等问题更感兴趣。遗憾的是，工人阶级在社会的党宣言中仍然只是一句空话，因而激起了民愤，认为社会变得更加以市场为导向、更符合经济自由主义，而克民党则成为社会政策的辩护者。社会忽视的一个社会问题是今年的萨格勒布地震（Zagreb earthquake）。社会未通过法律来保障失去家园的公民的安全和权益，而是投票赞成解散议会和提前选举，从而使绿色平台 “我们能行”（green-left platform We Can）的大部分竞选活动围绕这一不幸事件展开，并从社会手中夺走了大量左倾选民。
从达沃·贝尔纳迪奇的辞职可以看出社民党党内联盟背后的真实原因，因为比起关注普伦科维奇第二届内阁的组建，就党主席候选人进行辩论更有意思。社会的重要人物、贝尔纳迪奇的公开批评者、前主席佐兰·米兰诺维奇的亲密盟友佩杰·格宾（Peđa Grbin），很快就宣布有意竞选主席。在选举期间，格宾被安排在8个选区中的最后一个位置上，但他赢得了7万张支持票，比社会的其他任何候选人都多。尽管很多人致力于解决社会民主缺失、公信力和代表性丧失等问题，但导致2020年欧洲议会选举结果不佳的关键原因或许是社会党内结构的残败。相比之下，普伦科维奇担任克民党主席后，为党的发展输入了“新鲜血液”——不久之后，这些人成为了他的第一、二届内阁的部长。然而，年轻并不意味着具备专业知识和做事高效，尤其是在这种情况下。但社会没有做出任何改变。在党内选举中，比利亚娜·博赞(Biljana Borzan)、萨宾娜(Sabina Glasovac)、兰科·奥斯图奇(Ranko Ostojić)和辛妮莎·哈伊达斯Siniša Hajdaš Dončić当选为副主席。他们在贝尔纳迪奇担任主席期间都被视为党内反对派。在初步结果出来后，博尔赞(Borzan)甚至在选举前夕要求贝尔纳迪奇辞职。
贝尔纳迪奇最强劲的对手佩杰·格宾 在第二轮选举中赢得约65%的选票，最终战胜了获得35%选票的热利科·科拉尔（Željko Kolar）成为主席。两人都敦促党内团结，并强调党内成员保持一致的重要作用。格宾在选举前表示，他的首要任务是让每个成员都有投票权，因为在这次党内选举中，只有三分之一的成员能够投出自己宝贵的一票。随后，他强调财政整顿是第二个重要事项。科拉尔则表示，该党要为2021年的地方和市政选举做准备。有趣的是，作为所谓的社会，他们没有提及重新倡导社会民主价值观的问题。
（作者：Valentino Petrović；翻译：吴越；校对：郎加泽仁；审核：刘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