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工业经济的遗存，老旧厂房记录了城市发展的印记。随着城市经济结构转变、产业升级调整，老旧厂房成为了“寸土寸金”的城市“闲置空间”，仅北京市腾退的老旧厂房总占地面积就高达2500万平方米。昔日的工业建筑怎么来实现从工业经济到创意经济的转型，是对城市空间再造和文化建设智慧的双重考验。在此方面，欧洲、东亚等国是如何破解城市闲置空间难题，让老旧厂房焕发新的活力的？
如果说老旧厂房改造是历史留给城市建设的一张答卷，那么荷兰DE HALLEN AMSTERDAM项目则是集全民之智共同作答。占地2.2万平方米、投资3750万欧元，这个位于荷兰阿姆斯特丹西区由电车工厂兼电车维修仓库改造而来的市民会客厅、创意商业综合体，通过联合政府、设计师、建造方、租户、邻里以及市民共同成立基金以进行厂房重建和运营，打造了老旧厂房改造的“命运共同体”。这种项目启动之初就推进设计企业、施工方、未来租户的介入，将社会各方力量联结起来共同建设城市空间的方式，实现了资金筹措、租住率的、居民参与的多重目标。
形成于19世纪中叶的德国鲁尔区无疑是老旧厂房改造的经典与奇迹，在欧盟、联邦政府的等额资金配套、与社会各界“共同行动战略”的背景下，“德国工业的心脏”的鲁尔区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了转型之路。产业景观的整体性保护观念使大面积的工业时代的车间、锅炉机房等工业构筑得以保留下来，随后依据建筑特征进行的空间再造与利用如将厂区改造为攀岩训练场、“景观杀手”瓦斯储放槽改造为用于就难训练的潜水训练基地。改造后的德国厂房同时也是活的博物馆和工业历史教材，每一个工业构筑都被赋予了新的功能与生命。由区域综合整治计划带动区域的统一性，将整体性保护观念融入环境空间建设，将工业文化遗产与旅游开发、艺术教育、区域振兴相结合，是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深刻体现。
日本对于以老旧工业生产厂房为代表的工业遗产的保护、开发、利用的探索在东亚地区起步较早。从2007年开始，经济产业省就组织“产业遗产活用委员会”进行了专对于工业遗产的普查和认定。此外，政府对于老旧厂房改造的推动作用和对各方力量的有机组配是以老旧厂房为代表的工业遗产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的重要支撑。例如明治维新时代由政府牵头建设的官营工场富冈制丝场，在实现稳定生产后，政府将其转制为民营，在经济结构变迁制丝场的所有权由企业让渡给地方政府后，又引入各种民间力量如产业观光学习馆参与经营公共效能的发挥。旧厂房的空间蜕变，离不开政府的推动和各方力量的合力支持。
作为工业经济时代的产物，老旧厂房是城市文化发展的记忆。不论是产权方自行改建运营、产权方与专业机构合作还是成立项目公司、厂房折股合伙的老旧厂房改造模式，对空间价值的理解与认知决定了老旧厂房未来的发展趋势。过去，处于特定发展阶段老旧厂房是工业经济的载体，经济价值是其首要考量因素。如今，伴随着北京242处老旧厂房的腾退，新一轮的转型升级呼啸而来，其作为城市文化窗口的作用愈加凸显，在某一种意义上而言，老旧厂房承载城市记忆、拓展文化空间的文化价值，提供公共服务、文化交流的社会价值或将成为衡量老旧厂房转型成功与否更重要的标志，藉由文化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产生的经济价值的衡量，或许也将不再由简单的总产值来决定，而老旧厂房单位产值可能是老旧厂房更为客观的衡量方式。
老旧厂房是有历史和故事的，它的改造并不只是简单的空间重塑，还包括文化与故事的传播。老旧厂房的保护利用，要保持工厂本色，不能一味“旧瓶装新酒”，只用了老旧厂房的外壳，丢失了它的特色与文化。老旧厂房的改造应是工业景观、创意内核、整体环境的有机融合与统一。美国由面粉厂改造的“磨坊城博物馆”，欧洲由工业小镇改造的欧洲最大的露天博物馆BEAMISH，都是很好的例证。老旧厂房的改造不能徒有其表、千城一面，简单的外观改造、涂鸦装饰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意再造。正如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俞孔坚教授所言，“厂房之所以赢得艺术和文化创意产业的青睐，是因为工业建筑有别于日常生活空间的建筑和景观，因而可容纳各种非日常的活动，为艺术家的个性设计和创造提供非同寻常的体验。”
盘活存量资源，拓展文化空间，既是老旧厂房改造的命题，也是城市再生规划的命题。从国家层面《关于推进城区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的指导意见》《关于支持新产业新业态发展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用地的意见》等政策要求，到北京市《关于保护利用老旧厂房拓展文化空间的指导意见》、上海市《关于本市盘活存量工业用地的实施办法（试行）》等地方意见，老旧厂房的存量空间可持续发展程度代表了一个城市的远见。老旧厂房的经济、创意赋能，虽在不同的运营管理模式下有着毫不相同的差别，但无需质疑的是，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要灵活地组配各方力量，适时调整管理方略，让老旧厂房释放出新的活力。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23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有删减，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