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中国最早的多网格式都邑布局、中国最早的以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中国最早的国家祭祀场、中国最早的官营铸铜作坊和绿松石器加工作坊……中国历史由此开启王朝时代。诸多的“中国之最”，使它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近年因是否为“夏都”，而一时成为焦点和热点。
65年来，在二里头遗址从发现到发掘的过程中，徐旭生、赵芝荃、郑光、许宏等一代古人，青灯黄卷、筚路蓝缕，用一项项考古成果证实着二里头遗址的非凡价值。他们的名字，如雷贯耳，熠熠闪光，写在了中国考古史上。但同时还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默默无闻，栉风沐雨，风餐露宿，长年奔波在田野，为二里头的考古做出了很大贡献。他们鲜被关注，往往被忽略，更难以留下寥寥数笔。而《我在二里头考古》这本书的主角，正是这样一群“非著名”考古人。他们的集体记忆，不应被遗忘。
本书编著者张飞是考古学者许宏的关门弟子，2023年获山东大学考古学博士学位，同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研究方向为夏商周考古、陶器考古。在《考古》《江汉考古》《中国农史》《南方文物》等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曾参加河南安阳殷墟、山东菏泽青邱堌堆、山西临汾陶寺等遗址发掘与研究工作。目前工作地点为二里头遗址。
《我在二里头考古》是一部访谈录，采访对象是与二里头遗址发掘、研究、宣传、保护相关的15位亲历者：亲手剔出器物的特级技师，描摹古物的绘图高手，第一件青铜爵的发现者，掀开层层黄土的工地民工，守望遗址的普通村民，文保一线的文物干部，博物馆的志愿讲解者，满怀理想的实习生……受访者年龄从70多岁到20多岁，线世纪七八十年代至今，通过访谈形式，拼接起一幅二里头“生命史”的立体全景图，记录与二里头邂逅的诸多考古人的足迹和心路历程，力求还原一个真实的考古人群像，致敬考古工作背后的无名英雄。同时向公众展示二里头遗址的价值，讲述二里头考古的生动故事。
张飞介绍了这本书有几个特点：一是想还原真实的考古人。在公众看来考古比较神秘、高大上，但很多考古人是在需要生活、成长的时候恰巧遇到了考古这条路，比如书中有位主角王宏章，因为开拖拉机翻车了，他觉得开拖拉机很危险，想换一条路，恰巧二里头考古队招人，他就进考古队了。但重要的不是如何走上这条路，而是如何为这条路写上一个句号。第二是想呈现出书中主角和时代变迁、社会史的关系。第三个特点，他还想尽力还原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关注不同个体对同一历史事件的看法。采访时，他故意设置了一样的问题，对同样的问题，考古技师怎么看，当地农民怎么看，志愿者怎么看，他们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回答，很有意思。同时，张飞也分享了考古工作的不易：“考古田野实习在人们的想象中是神秘莫测的，而对于我和同学们来说是日复一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是用时间磨炼出的功夫。毫不夸张地说，二里头是我做过最慢的工地，两位师妹来到工地二十来天一直泡在一个大灰坑里没挪过地方，每一个细节都拍照，每天取土样，几乎所有的土都取。这是领队赵海涛老师的要求，赵老师为的是不放过任何有用的信息，但这确实对两位师妹是一种折磨，毕竟新鲜感是大家都期盼的。赵老师每天都来工地，有时一来便待很久，他关心工地的一切事情，把工地安排好才回队，包括土怎么堆，筛土的筛子怎么摆，事无巨细。夏天的时候，我和同学们早上七点上工，下午六点下工。刮面、清理遗迹、画遗迹线、采集遗物、遗存拍照、测绘画图、记录信息是我们白天在工地不断重复的工作，晚上回去还要整理发掘日记，实习生活充实而忙碌。二里头的遗迹很复杂，辨认起来并不是特别容易，尤其是夯土和路土。同学们每天在工地上刮了又刮，依然对独立判断夯土、路土信心不足。在二里头存在用生土略加夯打作为墙体的情况，也有路土中夹杂较多灰土的情况，更有甚者，路土底部的垫土大半都是灰土，这常让同学们一个头五个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赵海涛表示，这是一部具备极其重大学术史价值的书，考古技师、民工都是发掘、整理工作的重要力量，是考古过程的亲历者、见证者、记录者，为考古过程的讲述提供了不同的角度，丰富了细节，活化了场景。“我作为一个基层的农民，能坐在这一个地区，感觉到很荣幸。我是四代二里头考古队长的见证人，见证了赵芝荃先生担任首任队长，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看到了这些考古队员始终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本书中的一个主人公郭振亚，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翟镇镇圪当头村人，二里头遗址第一件铜爵的发现者，现为洛阳市文物保护员。他回忆了当年自己发现国宝的细节以及20世纪70年代二里头考古队在圪当头村的生活条件，“1973年的时候，我22岁，担任生产队的会计。就在这一年，发生了那件对我人生很重要的事。当时我们生产队在现在二里头遗址Ⅷ区栽红薯，栽红薯需要在垄沟挖坑，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件青铜爵。以我当时的知识水平，我连这个器物的名字都不知道，就是看到一块绿色的硬东西，觉得肯定是个宝贝，一件重要的古董，就用衣服给它包住，赶紧送到了考古队赵芝荃先生手中。赵先生看到这件东西喜出望外，认出这是一件青铜爵，是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第一件青铜爵。第二天我把赵先生带到我发现铜爵的地方，他们就开始在那里开方发掘了。经过这件事，我和赵先生就算认识了，再加上我后来是村里的党支部书记，考古队开方挖土需要与咱们进行沟通，接触就慢慢的变多。赵先生很喜欢我，问我愿不愿意来考古队做他徒弟。但当时生产大队不让我去考古队，说要培养我当村干部，所以我就错过了进考古队的机会。现在可以说是终生后悔。”“当时考古队就住在我们村那个土坯建的院子里，村里有一个叫郭存良的村民给他们做饭，生活条件非常艰苦。考古队的粮食标准是每人每月31斤粮食，在31斤粮食中玉米面、红薯面这类粗粮占一大部分，白面细粮占小部分。当时炊事员也是31斤粮食，是考古队和生产大队合起来提供的。那时候考古队白天去野外进行发掘，晚上回来还要整资料、写文章，体力和脑力消耗都很大，31斤粮食肯定是不够的。村里面为了照顾考古队的这些人，给他们选了一块地，让他们自己种菜改善生活。为了补充营养，考古队的队员们会去老百姓家买一些鸡蛋，然后煮白壳蛋吃。鸡蛋有大有小，为了不弄混，他们用网兜把鸡蛋装起来，自己的在网兜上写上名字，以防别人把自己的个儿大的鸡蛋给吃了。你能想象那时候生活条件多么艰苦。”
《我在二里头考古》是一部充满温度的考古访谈录，通过这本书让人们认识了二里头几代平凡的考古人栉风沐雨、奔波田野的生命历程。这本书给人的最大感触是劳动者伟大，编者用朴实无华的文字为普通人立传，将二里头遗址那些默默奉献的无名英雄的心路历程、考古故事完整呈现给世人。王丛苗，女，二里头村人，1983年至今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她在给二里头文化的陶器进行分期断代方面是专家，那这一技能她是如何学会的呢？对此，她在本书中做了回应：“这个主要是跟郑光先生学习的，二里头遗址的陶器分期基本是郑先生确定的。当时郑先生会把不同期的陶器分好类，一排一排地摆在架子上，我画的时候就知道画的是哪一期的器物。画图最重要的是表现细节，通过细节的变化展现陶器形态随时间的演变。如果细节表现得不好，郑先生就会让返工重画。就这样，我不断画图，郑先生不断纠正我画图中出现的错误，我的记忆也就慢慢地增加，陶器的分期断代渐渐就学会了。另外，每到整理陶片的时候，郑先生总是亲自参加整理，跟我们大家一起认陶片，给陶片分期，这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
汪曾祺长子汪朗评论本书时说：“二里头工作队在考古的同时，把知识灌输到了普通村民，培养了很多人才。好的文字是能打动人心的。本书没什么华丽的辞藻，但是非常真实，里面的受访者说的都是心里话，没有添加很多修饰；好的文字背后一定是有好的情怀，张飞愿意给普通人立传，这值得提倡。”正如考古学者许宏所言，张飞是一个极好的提问者，他能问到点子上去，他忠实于被采访者的原意，尽量不做改动，使这本书不仅仅具备可读性，更具史料价值。“这本书受访者的年龄跨度从70多岁到20多岁，话题涉及的时间范围，大致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到21世纪的前20余年，内容上则更为轻松和生活化。这15篇访谈，拼接起了一幅这一时期二里头“生命史”的立体全景图，包括与二里头遗址邂逅的诸多考古人的足迹和心路历程，具有极高的阅读和史料价值。从录音到整理成文字，从形成初稿到请受访者一一审校，对相关出场人物和重要事件等加注、配图，附以相关的书信、日记和散文，张飞拿出了搞学问的劲儿，这本书倾注了他太多的心血。读者诸君应该能够从中感受到他的真诚、敬业和文采。作为一名考古老兵和公众考古的践行者，我欣慰于在学术和传播两个方面后继有人。希望有更多的年轻同人加入这个行列，向读者讲述更多更好的中国故事。”（读者报全媒体记者 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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